今次的文章特別多,內容涵蓋重記會員和治療性文件,難以一一記錄,所以我只把特別觸動我的部份寫下來吧!
有一篇關於醫療文件的文章令我印象很深刻。當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症,並伴隨不同的發展障礙,包括語言、大小肌肉、認知、感統等等,要接觸的醫療相關人員真是林林種種,包括精神科醫生、臨床心理學家、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幼兒導師、社工等等,每個系統都以它的一套方法去診斷和醫治孩子,父母不停要講孩子的狀況,以讓各人員得出他們想要的資料。在過程中有家長反映自己就好像被放在手術桌或 x光機下,被打開,被掃描,冷冰冰,感覺非常難受。有位媽媽分享,到了職業治療的小手肌測試,治療師當著孩子媽媽的面,就說孩子的能力很差,讓媽媽感覺很不好受。其實在媽媽眼中孩子已進步不少,奈何專業體系內的人員不少把人當成“對像/物品”,一般缺乏對人的關懷,亦大多以問題為中心看孩子。另有媽媽也反映過,診斷是否自閉症,醫生只用了5分鐘,過後也沒有詳述。這5分鐘媽媽就好像突然掉進地獄,自閉症是什麼也不理解,只是知道很大問題,很嚴重,有病,感覺極度惶恐。不少媽媽直言很怕跟這些專業人員接觸,但無奈為了得到體制的認可(註: 才能到各樣的支援如醫療或教育)却不得不持續覆診。
所以家長對這些要填表或要和專業人仕打交道的,有不少負面經驗,就如文章所述,在作者未有意識反省前,他們在文件中只是一些個案。(當然我們也可以用absent but implicit及double listening發掘他們的支線故事,他們回應這些狀況的知識與技能等等)
所以,當我讀到文章後來,這位作者居然會讓當事人參與,並那麼尊重他們時,真覺很感動。其實有時最基本的尊重家長也未必感受到,更枉論能和專業人員可以對話溝通交流得深入的同時,不被物化病態化和問題化。我想包括近兩次workshop和這些文章,最觸動我的不是種種方法和技巧,而是那份尊重,認同人的不同和獨特性,這正正是香港這高度系統化管理化職業化專業化的社會所極為需要,也非常難行的。我慶幸自己在私人工作中,在這些位置上可較少受到institutionalization轄制,在與家長接觸的過程,比較可應用到NT的原則(例如之前說的intake form可不必那麼”問題為本”)。
我想有關文件,我也可反思寫RDI評估報告的過程。過往我以顧問身份寫下報告(不過這報告是讓家長看的,與文中所述的文件性質不同),或許我可以再增加家長參與的程度,進一步減低自己的中心化位置:例如在設定目標時多從他們的成功和能力著眼,而不是欠缺; 又或多溝通和了解他們的希望和夢想,並背後對他們的意義,而多於專業的術語。另一篇懷特的文章講及治療性文件可以用 statement of position的形式來做,我可以把比較長篇的報告加上相類的文件,過程邀請家長參與,並加入預測和回饋(prediction and review),如懷特的文章所述,或可更令家長能成為報告的主體。
另外兩篇我想說的文章是有關婦女和哀傷,及living document。我對接觸當事人的方式多是面對面的,又或用電話傾談。所以當看到可以透過電郵,把問題分類寫好,再請當事人回應,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,尤其我自己要照顧孩子,所以感到難以支援要工作的媽媽,我想可以參考這方式。不過香港節奏急促,可能需要簡化問題,並告知家長可以選擇錄音或書寫來回應。現在科技先進,錄音也可加上特效改變原聲,若得到家長同意,也可以成為living document,把知識和經驗分享。
另外,care team的概念也很好。過往我比較集中在自閉症相關群族,但我想不同的有需要群體或許也可多作交流,甚至是服務這些群族的專業人仕,可能他們很少有機會從另一角度認識這些家長的故事,或許也能成為 care team或outsider witness. 或許我會把這想法應用於project中,看看能否邀請他們作迴響,進一步豐厚化當事人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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